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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三对”历史,牢记“初心使命”

2021-08-02 12:11中华大教育编辑:admin


刘生全
(2021年7月30日修改稿)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回首百年征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伟大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总书记‘七一’讲话”)。
回顾百年征程,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四个伟大成就”(总书记“七一”讲话):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回顾百年征程,一百年前我们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总书记“七一”讲话)
回顾百年征程,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此,我们必须做到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的“九个必须坚持”(总书记“七一”讲话),即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有学者指出是因为她有远大理想追求,有科学理论引领,有选贤任能机制,有严明纪律规矩,有自我革命精神,有强大领导能力等一系列优秀特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教授的观点】,笔者认为,其中一个最关键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根本原因是始终坚持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020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讲话,《论中国共产党历史》,P47)“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是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来。”(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讲话,《论中国共产党历史》,P19)
回顾百年党史和中国革命史,20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重要的历史关头:从世界战场而言,反法西斯战争随着1943年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已发生历史性转折;就中国战场而言,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此时,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不仅运筹如何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且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问题。他在三次“重要对谈”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诸多重要观点,都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三次“重要对谈”,学界通常称之为“三对”,即“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
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替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重温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历史过程,特别是重温毛泽东同志在三个具体时间节点上的三次对谈即“三对”的历史故事,对我们深刻认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开启我们党下一个百年新的伟大征程,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次对谈(笔谈):与郭沫若的“甲申对”
1944年3月,郭沫若写了“甲申祭”文。那时,抗日战争将转入反攻,胜利趋势已不可逆转。3月19日,郭沫若在重庆发表该文,作为史镜。(郭沫若在“附识”中指出:“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该文让蒋介石大为不快,却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深受启发,且发现了其巨大价值。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读到《甲申三百年祭》写李自成进京后因骄傲自满和部属腐败而导致最终失败之教训时极为兴奋,连连击掌道:“好文章,好文章!”毛泽东赞赏郭文,要求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甲申三百年祭》的系统总结,恰恰给了毛泽东思考如何加强正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共产党建设、防止骄傲情绪滋长以极好的历史参照,他决定向全党推荐学习。于是,他指示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意谈到他让全党学习的用心:“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再致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通常被称为“甲申对”。
毛泽东如此重视《甲申三百年祭》是有原因的。1943年至1944年间,正处于中国共产党整风的高潮期,党的中高级干部齐聚延安参加整风。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进行理论思考与创建的关键阶段。因而,《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及其所触及的问题,恰好与他的思考相契合,这正体现出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对历史的敏感洞见和未雨绸缪、登高望远的能力。具体言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该文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局限性的深刻反思。在《甲申三百年祭》里,郭沫若曾用较多笔墨叙述李自成的优长劣短。称其武艺精湛、指挥有方、治军甚严,规定官兵禁私藏金钱,经城镇禁入住百姓家,除家室外禁与女人相处,等等。他历来身体力行,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起义军入驻京城之时,依旧是行军装束。可见,他能吸纳众才、得万民拥护,历经多年征战,数破明朝围剿,终成燎原之势,乃至1644年(旧历甲申年)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都绝非偶然。只可惜,进驻京城不久,他就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良言,乱政轻敌,军纪涣散,以致首领生活腐化,宗派内耗日增,“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丞相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大将刘宗敏沉湎于吴三桂爱姬陈圆圆的温柔乡里。到吴三桂降清,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不得已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其结果是他创立的大顺政权仅存40余天就以悲剧收场。毛泽东如此重视对中国农民起义历史教训的总结,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与社会阶级基础的判断,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除了领导阶级不同之外,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诸多相似之处,极有可能“重犯胜利时骄傲自满的错误”。《甲申三百年祭》不仅启发了他,也从历史规律性上印证了他对中国革命和政党建设进行理论与制度探索的必要性,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决不做李自成”的豪情,更有保持清醒、戒骄戒躁的自觉。
二是该文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艰巨性的现实思考。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经历过风起云涌的革命高潮,也有过惨痛挫折,多次惨遭“滑铁卢”。所有这些,毛泽东是记忆犹新且有不断反思的。1944年4月,他在《学习和时局》中深刻指出:“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他还讲到了1931年在抗日运动中因骄傲所犯的第三次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受挫折,以及1938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因骄傲所犯的第四次右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毛泽东的这些深刻总结,充分说明骄傲自满对革命事业的巨大危害,也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反思历史,并从中吸取智慧和教训的革命党。
三是该文启发了毛泽东对党的前途命运的长远思考。《甲申三百年祭》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一个规律,就是一旦胜利,领导层上下皆逐利、皆腐化。而对于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中共来说,如何从政治上改造党、防患于未然,毛泽东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譬如:1937年的洛川会议,经毛泽东提议中国共产党把建立廉洁政府写入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年10月,毛泽东针对边区政府枪决杀害青年的红军干部黄克功一案发表公开信,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全党,无以教育红军……1941年,他又亲自修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专门加上“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等条款。因此说,《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列为整风运动文件绝非偶然,它对推动当时全党整风是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据一些老干部回忆称:“差不多每个人都以李闯王进京失败的教训,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作对照检查,并且揭露出少数已经腐化堕落的人,纯洁了革命队伍;并从中懂得了‘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的道理。”此后,陕甘宁边区相继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法规,以逐步探索从民主法治上加强廉政建设的途径。
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前后,可以说毛泽东对廉洁政治、从严治党的思考已日渐系统。正如他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同年7月,毛泽东又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针对黄提出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追问,他给出清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不言而喻,这些理论上的升华都与毛泽东同志从《甲申三百年祭》中获得的启发不无关系。
 
第二次对谈(面谈):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国画  毛泽东与黄炎培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机场欢迎由王若飞陪同的6位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进行访问和考察。他们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会见了丁玲、陈毅、范文澜等朋友,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到了延安由最初2000人发展到5万人的巨大变化。在5天考察期间,中共领导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次会谈。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图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黄炎培从延安返回重庆后,受到很大鼓舞。经他口述,由其夫人姚维钧执笔很快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同年8月10日在重庆出版,记述了“窑洞对”的内容。从此这段关于“周期率”的对话流传开来。黄炎培在轰动一时的《延安归来》中写道:“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几年之后,共产党的“延安作风”确实打败了国民党的“西安作风”,中国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身上——黄炎培的所思所言,历史都一一作了验证。
民建主要创始人黄炎培(左)与毛泽东畅谈“历史周期率”
 
【延伸阅读】延安“窑洞对”中用的是“周期率”还是“周期律”?
全国人大原常委朱相远先生2015年11月23日在《北京日报》,以《延安“窑洞对”中用的确是“周期率”》一文对此作了辨析:
历史名言,需要经受历史检验才能显示出其深刻的历史含义。笔者查阅各种有关黄炎培“周期率”对话的历史资料,全部皆是“周期率”。但进入新世纪后,却有人质疑说,“周期率”应为“周期律”。例如,2009年《咬文嚼字》公布的年度“十大语文差错”中,第九大差错竟是“兴亡周期律”误为“兴亡周期率”。他们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学者一致认为“率”是笔误,应为“律”。
从此,黄炎培的这段对话中的“周期率”在媒体上几乎全变成了“周期律”。笔者认为,《咬文嚼字》这次咬错了,因为他们并未领会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的真正含义。
黄炎培为清末举人,他的中学语文老师是蔡元培先生,由此可见其文字功底十分了得。后来,他又去美国考察,精通东西文化,归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为他执笔的姚维钧为高级师范毕业,一直从教。那时的老师,用字十分工整、准确。“周期率”又是关键词,每个字必斟酌再三,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笔误”?再说,《延安归来》又经过多次再版,那时的文字编辑皆十分严谨,岂能放过关键词中的错字?笔者读过《中华民国史》《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八十年来》等,其中无一不是“周期率”。
黄炎培谈的是自己观察到的一种历史现象,常有“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情况。这种现象并不是指不可跳出的必然规律。他同毛泽东所讨论的正是中共如何能跳出这种“周期率”现象。毛泽东告诉他,中共能跳出,并已找到跳出“周期率”的路子,那就是民主。这才是“周期率”对话的精髓所在。若把“周期率”改成“周期律”,这律即规律。凡规律,人只能遵照规律办事,怎么可以跳出规律呢?所以黄炎培并不把“周期率”现象当成不可跳出的规律。因此,改“周期率”为“周期律”,显然是一种曲解。
笔者认为,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之“率”,也非概率的“率”,而是汉语中“效应”之意。黄炎培发现了这种历史的周期支配效应。所以,他说“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种周期支配力、支配效应,仅是一种支配效能,而不是铁的规律,因而是可以经努力而跳出其支配的。毛泽东说找到民主新路,要求人人起来负责,就是专指周期支配力、周期支配效应等。这样理解,可能比较符合当时两人对话的本意。
总之,硬把延安“窑洞对”中的“周期率”改成“周期律”,是不负责任的。笔者希望学界和媒体能慎重对待这段历史对话的本意,并尊重其原述。
 
以上两次对谈,实际上是同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问题。300多年前的甲申年,先是封建大明王朝被李自成农民军灭亡;接着,造反打天下18年的大顺农民王朝,刚坐天下仅42天就昙花一现。这是非常典型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表现。为什么李自成农民军亡得如此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腐败。他的大多数将领贪图享乐,奢靡成风,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竟溃不成军!“窑洞对”将这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现象,上升为“周期率”。黄炎培将问题提得尖锐,毛泽东回答得非常正确。
当今世界政党政治,腐败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顽症”,甚至是“癌症”。许多政党由盛而衰,腐败均是致命之根。别的不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一度如日中天,但他的“接收大员”大搞“三阳(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竞相抢掠,“劫收”横财,充分暴露其腐败面目,结果短短三年多,政权走向崩溃,只得亡命台湾。
 
第三次对谈(面谈):与周恩来的“赶考对”
共产党会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李自成呢?“甲申对”和“窑洞对”时,毛泽东思考了这个问题。“窑洞对”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仍在思考这个问题。1948年12月,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说:得了天下要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他还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刘少奇讲的这个问题也很尖锐。
怎样才能防治腐败?毛泽东的两次对谈实际上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这两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两个思想的发展就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可视为“甲申对”“窑洞对”两次对谈内容的提升。
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阳光明媚。西柏坡村前屋后,大大小小的几百辆车从西柏坡村一直延伸到十几里以外的郭苏河滩里……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内,一些人已经离开。下午2点30分左右,毛泽东从住了10个月的小院里走出来,正好碰到迎上来的周恩来。周恩来知道主席肯定又是一夜未眠,上午才休息一会儿,所以关切地问:“主席,休息好了没有?”
毛泽东望着远处连绵雄伟的太行山,意味深长地说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
周恩来答道:“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西柏坡时期两位伟人的这段对话,被人们称为“赶考对”。
毛泽东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进京赶考”,“进京”意味着执政,“赶考”是要接受考验,其中有着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未来深刻的思考,也有着在战争年代、在西柏坡时期对“考试”丰富而扎实的准备。
在香山革命圣地这个进京的第一个考场,共产党人交出了一张让人民满意的答卷,不仅指挥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部分国民党军队,而且有效防止了入城后腐败现象的滋生,进一步筑牢了全党拒腐防变、经受执政考验的思想基础。【备注: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布设的《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香山》主题展览,由“进京‘赶考’”“进驻香山”“继续指挥解放全中国”“新中国筹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五个部分组成,全景式生动呈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的光辉历程。】
走过千山万水,不忘来时路。回望我们党百年光辉历程,一路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始终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如今,我们党已执政70多年,成长为拥有9514.8万名党员、486.4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最新数据!)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我们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三对”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以及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三对”虽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了“三对”思想。为了使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健康发展,作为领导国家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时从严治党,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精神。历史证明,“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立党建国之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之根,是中华民族奋发崛起和伟大复兴之要。
回顾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书记“七一”讲话)
“在前进征途上,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P20)“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党的建设,是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客观要求。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把党的建设作为三大法宝之一提了出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党的建设,既有日常的经常性工作,也有集中行动。延安整风就是集中行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先进性、科学发展观等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P20-21)
以人民为中心,开启我们党新的百年奋斗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安不忘危,才是生存发展之道。我们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论中国共产党历史》,P156)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命、自我提高能力。”(《论中国共产党历史》,P66)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赶考”永远在路上。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指出,党面临的“赶考”还远未结束。时代出考题,人民是考官,我们党是答卷人。“赶考”精神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弘扬“赶考”精神就是要不断检验我们党的初心筑得牢不牢,延续得好不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是团结凝聚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密码,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成功之钥。每一名党员都要坚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的理想信念。新时代弘扬“赶考”精神就是要时刻不忘考纪,严格执行党的政治规矩。讲政治规矩首要的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新时代弘扬“赶考”精神,就是要不断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人民群众是这场考试的‘考官’,造福人民才是最大的政绩”。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事业中,我们必须秉持“赶考”精神中的人民性特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人民的评判标准作为党赶考的方向。新时代弘扬“赶考”精神,就是要检验“两个务必”的作风硬不硬。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项事业取得飞速发展,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共产党人更要牢记“两个务必”并坚决执行,用过硬的作风,顽强的意志,敢于斗争、敢于担当,积极应对挑战,做好发展改革的各项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赶考”是历史赋予我们党的考试,是人民对我们党永不谢幕的考试,“赶考”永远在路上。(全文近12000字)
(作者简介:刘生全,博士,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党校副校长,北外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导师)
 
【参考文献】
[1] 石仲泉:《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中国组织人事报》,2014年8月15日。
[2] 朱相远:《延安“窑洞对”中用的确是“周期率”》,《北京日报》,2015年11月23日。
[3] 史进平:《1949年的“赶考”》,《学习时报》,2019年3月11日。
[4] 石仲泉:《党史上事关生死的三次“重要对谈”》,《北京日报》,2018年10月8日。
[5] 王  红:《“赶考”永远在路上》,《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3月22日。
[6]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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